近日，财政部财科所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指出，2013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面临着两个突出矛盾：一是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二是财政收入放缓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反差形成“悬殊额”。在今年财政收入增幅放缓的情况下，新老问题正“倒逼”财政改革提速。如何构建地方税体系、让财力事权匹配，推进预算透明，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保障民生支出，支持稳增长，都需要改革加以破解。

　　“慢”增长：“紧政府”还是“紧民生”？

　　财政部发布的7月份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中央财政收入1—7月累计增长率低于年初目标。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今年中央财政收入要达到7%的增长目标有一定难度。但在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前7个月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保障。其中，教育支出10216亿元，同比增长9.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014亿元，同比增长9.7%；医疗卫生支出4371亿元，同比增长19.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572亿元，同比增长14%。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语境下，社会资源配置公平性矛盾日渐凸显。“财政资金对教育医疗及养老保险等公共领域投入不足、各区域保障体系发展失衡等痼疾一直未得到彻底根治。但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却呈现增速放缓势头。”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这意味着，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必须得到提高，只有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才可能彰显出公共服务绩效。

　　“过紧日子，只能紧政府不能紧民生。”刘尚希指出。今年年初，《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减少、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目前，可喜的变化是：随着转移支付结构不断调整和完善，资金正源源不断地输入环境治理、民生建设等领域。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政府“过紧日子”不能停留于“喊口号”。不少地方已经习惯于以支出买政绩，更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年年瓜分“超收”、岁岁改善福利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对于这些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体制性‘顽疾’，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加强治理。”高培勇说。

　　比如，要防止一些地方为了缓解当前的收支矛盾，以及延续政绩风光的需要，而对税务机关摊派超出实际的“硬任务”，从而向企业和居民收取“过头税”；防止一些政府部门动用非规范性手段攫取非规范性收入，从而重蹈“乱收费”覆辙等。

　　“土”财神：“卖地还债”能否持续？

　　数据显示，今年1—6月全国306个城市共交易土地15493宗，土地出让金高达1.13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60%。据统计，多地土地出让收入能占到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土地财政”势头依旧不减，各界忧虑地方财政转型出路。

　　“对于那些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来说，离开土地之后他们就不会玩了。”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表示，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钱袋子”。

　　近期，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末，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比例高达95%。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斌说，在现有财政体制下，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土地财政”模式正逐渐进入低潮，地方债务风险加大，一旦地方不能开源节流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那么债务风险就有可能演变为危机。

　　近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财政部将针对不同类型地方债分门别类采取措施，总的方向是“给地方政府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说，发行地方债以及地方自行发债试点，都是在向传统的“土地财政”开刀，试图通过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式做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合理均衡。但关键是，“如果地方政府在风险控制预警方面能提高透明度，发债的积极效果会更好。”赵锡军说。

　　“权”文章：该给地方多大财权？

　　“中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近20年，有效缓解了中央财政困境。但随着时间推移，对地方财政运转的不良影响也日益明显。”审计署财政审计司副司长马晓方说，“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实际工作中政府间事权划分并不明确。目前，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教育、卫生、支农等多个事项的支出责任多数未明确，而少数明确支出责任的事项，上下级政府又交叉安排支出。事权划分不清，导致有些事没人管，有些事多头管，行政效率低下。

　　最近，有关财政体制改革的消息密集放出。7月11日，楼继伟在参加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表示，正在酝酿财政改革以支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方向之一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保障市场更加统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均等化”。

　　刘尚希表示，这意味着下一步的财政体制改革涉及事权调整，政府间的事权未来可能上移，实现事权合理划分。相关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相当，但地方财政支出远大于中央财政支出。有学者统计数据显示，地方政府用45%的预算财力承担75%的事务，这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财力事权不匹配。

　　在分税财政体制中，事权划分的最大问题，是财力相对集中在中央、省级，而事权分散在基层。大量的具体支出责任主要落在市县基层政府身上，而基层政府可支配财力又较少，形成责任在基层、财权在上级的不合理局面。

　　由于分税制实施至今仍未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本应通过财政体制解决的问题，却大量以转移支付来解决。而转移支付这种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审计署审计发现，有42％的资金被结存在各级财政或主管部门，拨付到项目单位的资金又有近2％被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而抽查的项目中23％实施进度缓慢或建成后未实现目标。

　　审计报告明确提出：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按税种的经济属性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充实地方税体系，保障其履行事权所需的财权；切实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清理撤销不属于中央事权的专项转移支付。

　　有关决策进程已经启动。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提出，今年要在财税等重点领域加大改革力度。楼继伟近日透露，目前财政部正在认真研究地方税体系建设，以及如何大力压缩合并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等。

　　“针对上述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分配。”刘尚希说，如果大幅度降低国税比重，由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压力较大，同时可能面临赤字风险，因此操作起来难度较大。现阶段可以考虑增加中央支出，明确公共服务归中央、民生保障归地方、投资归市场，降低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以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在上收部分事权的同时，中央应适度下放部分财权，以稳定地方财源。”刘尚希说，据测算，在“十二五”期间“营改增”全面完成后，地方掌握的唯一主体税种营业税就进入共享税序列。如其他税种不做相应调整，增值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比会跃升至55%以上。如继续按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75∶25分配，地方税收会大幅减少。因此，可考虑提高地方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共享税中的分成比例。

　　近年财税改革足迹

　　2001年，以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开始试点。2011年，所有中央预算单位和所有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都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2009年起，增值税转型改革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实施。

　　2011年1月1日起，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全部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管理。

　　2011年9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由2000元/月提高到3500元/月。

　　2013年，各省级政府要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争取2015年之前实现全国市县级政府“三公”经费全面公开。

　　2013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杨亮整理）

　　专家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安体富：

　　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分税制功不可没。然而到今天，分税制面临几个问题，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二是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三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责任。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

　　下半年地方财政收入会好于上半年，但减收压力犹存。8月1日营改增全国推广会带来比较大的减税压力。另外，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预计年减税规模近300亿元，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下半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

　　必须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即“事权”为始发环节，构建“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事权，呼应一级合理财权，配置一级合理税基，进而形成一级规范、完整、透明的现代意义的预算，并配之以一级产权和一级举债权”的三级分税分级、上下贯通的财政体制，加上必要的转移支付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云中：

　　当前，地方债偿债主体不够明晰，各级政府发债行为中的资产、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等都不够透明，加剧了偿债风险。这就需要明确偿债主体、主体偿债能力以及公开透明的地方债统计和政府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