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30多年近10%的超高速增长以后，从2010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2013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为7.5%，与今年年初所定年度增长目标持平。

　　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对中国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研判。专家认为，总的看来，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预期已经形成。但这种减速，不是某些国外舆论所强调的“中国经济不行了”的夸大其辞或危言耸听。

　　人民网记者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以及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王远鸿，求解中国中长期发展之道。

　　我国经济将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

　　侯永志：我们十分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明显变化，未来经济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会有强大的需求拉动力。中国有10数亿人口，广大人民的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中国潜在的消费需求无法估量。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将带来巨大的以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投资需求。中国虽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倍的差距。完成工业化，中国还有不短的路要走。这个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会有强劲的来自供给者的支撑力。虽然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仍可长期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劳动力年龄人口虽已绝对下降，但劳动者整体素质却越来越高。随着国家创新战略的落实，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将会与日俱增。

　　最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有强大而稳固的、服务于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权。强大而稳固的政权是任何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

　　祝宝良：由于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面临较大的提高瓶颈，中国GDP的潜在增长能力将由现在的10%下降至7%-9%，且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持续下降。未来3到5年内，我国失业率可以保持在4%以内，就业人数基本可以实现1000万/年。

　　中国外贸地位的提升、新兴战略性行业的兴起以及区域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成为中国经济可保持8%左右增速的重要原因。

　　虽然中国外贸增速较以往有所下降，但出口份额并没有下降。我国在服务业、金融业、信息服务、养老行业等方面的出口都有长足发展。同时，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医药、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中国的沿海地区的过剩产能已经从长三角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区域经济发展更加优化。

　　更为重要的是，这届政府的宏观调控无论是在能力和水平上都在加强。

　　王远鸿：2011-2020年，我国GDP潜在增长区间在7%-8%，我国经济将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宏观调控水平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得到提升。

　　三是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相比，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需求规模巨大，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区域间要素和产业转移发展空间较大。

　　四是全球经济发展处于低迷期，也为我们全面超越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将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三大难题：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这是令全体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的历史性进步。然而，根据国际经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发展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侯永志：毋庸讳言，中国现在也进入了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

　　这些矛盾和问题来自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对外关系等领域，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有这样三大问题：一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二是社会多元化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三是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

　　祝宝良：从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看，经济运行中存在三大严重问题，表现在：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突出、金融风险显现。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当中。究其原因，有效需求不足不是当前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等体制性问题才是产能过剩的根源。”

　　其次，房价持续快速上涨，明显超过居民承受能力，导致居民和企业热衷于房产投资，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压。“中国房地产的核心问题在于土地制度、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依靠土地经济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 祝宝良认为，“房地产问题严重压缩了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成为现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瓶颈。”

　　金融领域潜在的风险问题也不容小觑。在地方政府不能举债的现行财税体制约束下，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举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平台公司负债增长较快，预计到2013年，这项信贷规模总额将超过12万亿元，而这些负债中85%左右依靠出售土地的收入支撑借贷和偿还。

　　王远鸿：一是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二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随着入世、人口等红利空间缩小，传统竞争优势特别是成本优势减弱，而技术、制度等因素尚未发挥足够的支撑作用，劳动力素质、创新能力、管理效率仍待提高，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结构调整和转型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是注意防范和化解日益累积的地方债务风险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四是化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长期以来，我国在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积累了大量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核心动力是改革

　　展望2013年以及随后几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既要着力扩大内需，又要压缩过剩产能，调整压力明显加大。

　　侯永志：一要切实转变发展理念，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和各环节。要通过完善政绩考核制度，改变“以GDP论英雄”的想法和做法，引导各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要切实推动结构转型，倾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稳妥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增长空间；通过实施“营改增”等改革措施，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和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和国际竞争力，减轻产业发展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

　　三要以合理化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要建立科学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份额；推进相关税制改革，加大二次分配力度；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四要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在更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要优化进出口结构，更好发挥进口对提升国家整体国际竞争力的作用，着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要大力促进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走出去，扩大“中”字头企业的国际影响力。

　　祝宝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切实处理好融资平台公司、影子银行、房地产行业存在的风险，淘汰过剩产能，降低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和房地产业的债务，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需要从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要素价格、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入手。

　　从目前的改革条件和紧迫性看，应先推出行政管理体制、要素价格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其次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然后择机全面推动财税和土地制度改革。

　　王远鸿：一是处理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处理好韬光养晦和针锋相对的关系。“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机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坚决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推动建立良好的国际市场秩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营造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是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构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促进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推进改革攻坚，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加快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大力发展服务业。

　　三是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共进。将调整收入分配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化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范围，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教育、医疗、社保改革，加快构筑社会保障网。